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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泛政治化”日益严重,什么人可以做下一届行政长官?

2019/10/23 11:48:41

香港“泛政治化”日益严重,什么人可以做下一届行政长官?

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将于2017年3月26日举行。距离现在还有数月,但各方舆论都一直关注潜在人选。

 

在思考特首人选时,切不可忽略的是中央政府的要求。因为根据《基本法》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政府任命。因此,任何人也不能绕过中央政府而出任行政长官一职。

 

中央政府对行政长官人选的要求可从以往发布的文件或讲话中了解。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便指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去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这一基本政治要求,当然也包括行政长官这一职位。

 

白皮书还强调,“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事实上,这一说法是中央政府一贯强调的。从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到最近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视察香港时的讲话,都可以看到。

 

然而,白皮书所强调的“爱国者”如何定义则是重大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2013年的讲话便值得参考。

 

他提出,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条件,即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拥护。他紧接下来便指出,就着“爱国爱港”这词,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演绎方法,但他指出重点在于所谓“爱国爱港者”,“是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

 

他解释所谓的“对抗”,是指与中央政府“互为对手,你死我活”。他也以反对派其中一位人物何俊仁为例,指何氏曾撰文称“香港民主派的对手是中央政府”,反问“世界上有什么国家会任命一个对抗自己的人出任地方首长?”

 

当然,这里涉及到由谁来判断是否“与中央对抗”。由于2015年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建议方案被否决,未能由市民来普选行政长官,所以现行的选举制度将被沿用。判断是否“与中央对抗”的责任便放在香港选举委员会和中央政府身上。

 

事实上,即使将来普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已为确保“爱国爱港”人士出任行政长官定下规定——《基本法》规定普选行政长官所须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在多方面跟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一样;每名候选人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由中央政府任命等。

 

从以上可见,“爱国爱港”是行政长官人选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中央政府在对此判断标准以至最终行使任命权上,都扮演关键角色。

 

这一要点在现在的香港政治环境尤其重要。过去数年,有少数提倡“本土主义”的团体、人物出现。必须指出,提倡“本土”并无问题,每个地方的居民都重视其在居住地方的权利、感情,但是若以“本土”之名,但行“分离”之实,就必须有所警惕。

 

当前,有些“本土主义”的团体、人物提倡“前途自决”、“港独”等,这不止被视为挑战中央政府重视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被指危害“一国两制”以至整个香港的利益。

 

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出任特区行政长官的必要条件“爱国爱港”的重要性应更为突出。

 

当然,除了中央政府重视行政长官人选必须“爱国爱港”外,还理应重视行政长官人选发展香港的策略。之前张德江在视察香港时便指出,香港的国际地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市民的幸福生活也跟发展密不可分。因此,香港必须抓紧机会发展。

 

张德江强调香港的最大优势是依托内地,应把握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建设“一带一路”等的机遇。这也不难理解为何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于施政报告中多次提及香港如何配合国家发展策略。有意参选行政长官的人物绝不能忽视香港发展策略这一环。

 

而行政长官人选也应着力处理香港现时面对的问题。张德江在港时指出,香港面对的问题来自三方面问题:一是长期以来累积下来而现在显现的;二是现实中遇到的;三是普遍遇到的。这些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看,并非不能解决。关键在于处理这些问题时,必须严防“泛政治化”,以免令问题更为复杂。

 

当然,如今处理这些问题难度不低,因为这除了需要政治技巧外,还涉及到多方面有待理顺的问题,例如香港政治发展历程、制度安排、既得利益者自我保卫以至外部势力影响等,但是有意参选行政长官者,必须考虑如何让社会更聚焦在这三方面问题的解决方法上,而不是无休止的、并非为了解决问题的政治争吵上,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周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