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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时代媒体人】曹景行:跨界半辈子,能活下去的媒体是猴子

2019/10/23 6:18:36

【巨变时代媒体人】曹景行:跨界半辈子,能活下去的媒体是猴子

认识曹景行先生,是在一位媒体友人组织的饭局上。

 

我随口问他用不用微信,曹景行说:“当然用啊,不过你加了我,你的朋友圈会被我刷屏的。”我有点不解其意,第二天打开朋友圈,发现已经完全被“老曹”占领。

 

后来做访谈时,话题便从每天发多少条朋友圈开始。

 

老曹略有点神秘地笑笑,说可能没人知道一天发朋友圈的上限是多少,但他知道,因为这是他亲身实践的。“昨天我碰到红线了,被暂停发圈一天,因为我昨天发的总量超过了400篇。”

 

70岁的老曹一头白发,但精力甚佳。当年有人叫他“新闻雷达”、“师奶杀手”,现在不少人称他“超级爷爷”。他自言睡眠习惯比较奇特,每天晚上睡6个小时,下午会短时间休息一两次,别的时间几乎都在发圈。他说他就是一个人的CNN,以后的目标是全球找100位志同道合的媒体朋友,这样全球新闻都在朋友圈里了,抵得上一个通讯社。

 

老曹专职研究过美国问题,做过纸媒,当过电视名嘴,也在大学教过书,如今还没停止“折腾”。他的媒体人生涯有点特别,在媒体遭遇大变局的当下,不妨听听他的故事,以及感悟。

 

不过,故事是倒着说的。
 

曹景行夫妇 

 

曹景行档案:

 

1947年生于上海,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次子。1968年下乡,在黄山茶林场务农十年。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89年移居香港,先后任《亚洲周刊》撰述员、编辑、副总编,兼任《明报》主笔。1996年任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随后进入凤凰卫视,当过资讯台副台长。2005年起,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不知疲倦的“刷圈者”:“有人说,你是CNN吧?我说对,我就是一个人的CNN。”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微信的?

 

曹景行:大概两年前吧,因为我有了人生第一台智能手机。我以前手机就是打电话,甚至没想过用手机拍照。

 

高渊:“刷圈创意”从哪里来的?

 

曹景行:早在2008年,我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书,凤凰卫视的工作也没完全停。凤凰和中移动要合作办“凤凰手机报”,我想自己先试试,就叫“老曹手机报”,每天选十条新闻各配一个短评,从北京奥运会开始的。

 

内部测试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但后来遇到一些问题,手机报做不下去了。我就转移到了邮件上,仍然是叫“老曹手机报”,每天搜集新闻加评论传给朋友,朋友会再传出去,读者不少。

 

高渊:现在每天三四百条的内容从哪里来?

 

曹景行:我每加一个新的好友,就多了一个信源。我主要选文化界、新闻界还有企业界比较关注的话题,有的纯转发,也有的我自己写几句评论。微信不只是比较低层次的交流,我想把朋友圈变成一个高层次的自媒体。

 

高渊:你的朋友圈有多少好友?每天发这么多,担心被别人屏蔽吗?

 

曹景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好友,连怎么查看人数都不会。但有一点,每次有新朋友加我微信,我都会警告他,你受不了你就走,可以把我屏蔽出朋友圈。但现在,我知道有一批朋友已经被我黏住了。

 

高渊:你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搭建自媒体平台,有盈利方面的考虑吗?

 

曹景行:我没太想盈利。因为一旦追求盈利的话,就可能会和一些读者产生疏离。还有一点,以我这个年龄,不用靠这个来维持生活。

 

高渊:如果盈利不是目标,那么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曹景行:有一个朋友看到我这么做,他说:你是CNN吧?我说对,我就是一个人的CNN。我在想,下一步可以全球找100个朋友,最好是资深媒体人,每人每天在世界各地手机直播5分钟,资讯总量可以超过一个通讯社。当然,这样做需要发稿费,到时候就要开发商业价值。


在清华那9年:“课堂上是‘近距离肉搏’,每句话都能得到不同的回应,打瞌睡也是一种回应。”


高渊:听说最近这些年你在清华教书?

 

曹景行:高级访问学者。拿的就是外教的补贴,相当于一般教授的基本工资,一年6万元还要交税,再加一些讲座的费用,可以报销一次来回飞机票,没有医疗费用。

 

高渊:这么少?

 

曹景行:我就像外教,学校提供住房,就在校园里。我们一年一签,一共教了9年。对我来说,平均每十年就想换个地方。

 

高渊:你那9年上了哪些课?

 

曹景行:主要是“电视新闻评论”、“电视新闻报道”和“电视新闻出镜记者”,有时候轮流上,有时候同时开,一个学年开三门课。还有一门我独创的课,叫“媒体镜头与战争及国际关系”,这是全校的公共课,可以拿必修分,叫做精品课。

 

高渊:上课和做电视节目哪个难?

 

曹景行:上课难多了。做电视是“远距离开战”,炮放出去,打准打不准,要调查收视率才知道。课堂上是“近距离肉搏”,每句话都能得到不同的回应,打瞌睡也是一种回应。我上课不点名,教室全满的也有,有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只有一两个学生的也有。

 

高渊:你觉得在清华那些年过得有意思吗?

 

曹景行:我花了大量精力去备课。我会选很多片子在课上放,蒋方舟在清华读书时,就很喜欢我选出来的片子。我上课讲的观点,就是要给学生打开一扇观察外界的窗。

 

另外,我通过备课和上课,也是在梳理自己的媒体生涯,那几年在清华看了大量的书,做了非常多的案头工作,收获很大。


为何告别凤凰:“我觉得电视行业快到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2005年确实是这个行业的最高峰。”


高渊:很多人都是通过凤凰卫视认识你的,你是因为去清华而离开凤凰的吗?

 

曹景行:那是2005年,我跟凤凰说,不想再在香港待了,而且一个工作做得时间长了,会有点腻。说得不好听点,我就像一个点唱机,要我评论了,点一下我就说。

 

那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我想我还有10年的活动时间。而且,我觉得整个电视行业快到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2005年确实是这个行业的最高峰。

 

高渊:说走就走了吗?

 

曹景行:也不是。我走之前又给台里出了一个创意,办一个新节目叫“总编辑时间”,就是每天让资深人士来盘点新闻,其实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像。

 

当时我写创意就是一句话:让老头来谈新闻。总裁刘长乐让我写个具体方案,我写了100多字就通过了。

 

高渊:当时找好下家了吗?

 

曹景行:2005年3月31日,我们与北京大学一起做凤凰9周年台庆节目。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领导到北大来,正式邀请我去讲课,就此定下。

 

我们两年前就认识。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国务院新闻办和清华、复旦等大学合作,举办发言人培训班,我是讲师。当时,清华新闻学院就问我愿不愿意去讲课,我说我有此想法。

 

做完台庆节目那晚,我请凤凰的同事们到鼓楼一个酒吧喝酒聊天,我没明说,但也算告别吧。


上了电视才知道不紧张:“朱镕基点名吴小莉,让凤凰卫视从‘身份不明’到‘一举成名’,刘长乐都流泪了。”


高渊:其实你在清华教书的前几年,还没有彻底离开凤凰?

 

曹景行:对,我是2009年从凤凰辞职。在清华的前四年,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做点凤凰的节目,比如“景行长安街”“口述历史”等等。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发生,我带了一个助教就奔赴现场。我和凤凰同事胡玲在一个灾民安置点,独家采访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当时很匆忙,有一段镜头是晃的。但我们不管,马上通过海事卫星传到香港,他们一收到就播出,没做任何剪辑,香港其他电视台都转了。

曹景行与凤凰卫视记者胡玲

 

高渊:说说你在凤凰的那些年吧。

 

曹景行:我在《亚洲周刊》工作的时候,就跟凤凰的高层认识了。到了1997年底,刘长乐问我能不能帮他做策划,我说我不想做,我离开《亚洲周刊》就是为了自由,毕竟已经50岁了,自由最重要。

 

刘长乐说,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我说我有台湾的资源,想做台湾新闻。他说没问题。结果我就去了,当时“杨澜工作室”刚刚开始,我做策划和顾问。

 

高渊:什么时候开始做电视评论?

 

曹景行:1998年3月份开全国两会,凤凰有记者在北京,包括吴小莉。每天有10多分钟的两会时段,内容不够,就问我能不能上去做点评论?

 

我说我以前都是写评论,这个没做过啊,但也可以试试。上了才知道,原来我面对镜头不紧张。而且可能写评论写惯了,把逻辑训练好了。电视上讲三四分钟,相当于1000字,对我很容易。

 

高渊:你会事先写好稿子吗?

 

曹景行:不会,但会写个大概的提纲,拿在手里,从来不看,就是为了壮个胆,我喜欢手里拿个东西。

 

高渊:就在那次两会上,朱镕基总理点名吴小莉,说常看她的节目,凤凰出了大风头。

 

曹景行:那次点名非常重要,凤凰卫视从“身份不明”到“一举成名”,这是关键性的,刘长乐都流泪了。

 

说来也怪了,那两年凤凰做什么节目都成功。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那天是星期六,本来晚上要直播凤凰和湖南卫视合作的娱乐节目,台领导和主持人基本上都去长沙了。

 

香港就我们几个人,我临时找了两位新闻界的朋友来评论,同时穿插全国各地电话连线。董嘉耀在广州休假,马上上街采访了。凤凰在成都有一个会计,他也拿着手机出来采访。节目播出后,反馈非常强烈。台里的领导回不来,只能在长沙看电视,一开始很担心,看着看着就放心了。

曹景行采访全国两会

 

曹景行与凤凰名嘴石齐平(左)、董嘉耀


从不开会的评论部:“邱震海做节目的第一天,他要跟我商量选题。我说我不商量,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高渊:这就是“时事开讲”节目的雏形?

 

曹景行:三个月后,“时事开讲”就开播了,而且是放在深夜11点以后播出。这个时段以前是没人要的,但播出效果很好,成了新的黄金时段。而且成本低得不得了,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但最好的时候,一年广告有几千万。

 

高渊:有人说,中文电视的新闻评论就是从你们开始的。

 

曹景行:以前有个理论,电视是不能做评论的,所以央视都不做新闻评论。我们是公认最早的,而且建立了十个人的评论员队伍,后来很多电视台学我们。我们是一帮电视的外行,但外行有外行的好处,就是不受规矩约束,其实这就是互联网思维。

 

高渊:凤凰的评论部是你搭建起来的吗?

 

曹景行:一开始就我一个人,评论员基本上是我找来的。一般是先请来当嘉宾,聊得不错就请他加盟。当时像杨锦麟、阮次山等都没有正式工作,被我们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

 

我发现一个规律,如果只有内地工作经验的人可能会不适应,至少要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最好多几个地方的工作经验,以前做没做过电视没多大关系。

 

高渊:你认为,凤凰的电视评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曹景行:邱震海做节目的第一天,他要跟我商量选题。我说我不商量,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请你来是觉得你可以,你要讲什么是你的事。

 

我们评论部从来不开会,节目录之前没人管,录完也没人看,哪有这个成本,录完就播出。我们讲什么,连刘长乐也是看了节目才知道的,他也没时间管。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出新。


要了半条命的纸媒生涯:“有时候半本杂志是我编的,最辛苦还是改稿子,眼睛经常充血。”


高渊:你在进入凤凰之前,其实已经“触电”了?

 

曹景行:那是1996年底,我已经离开《亚洲周刊》,担任香港的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当时正遇上电视技术革新,原来一个转播器只能播一个频道,那时可以播6个频道加4个调频。电视成本大大降低,港台就出来不少新的电视频道。

 

高渊:你在中天电视做了什么?

 

曹景行:我在中天只待了几个月,但做了一条全球独家新闻,就是邓小平去世,CNN、路透社等都跟在我们后面。第二天,我们用“我们唤醒了世界”来总结这次报道,也为自己打广告。最让我欣慰的是,在这个重大消息上,中文媒体没有输给英文和日文媒体。

 

高渊:《亚洲周刊》是你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

 

曹景行:我刚到香港时,到不少报社去应聘,有家报社要我,但需等回音。我就去了《亚洲周刊》试用,当了撰述人,主要是帮记者改写稿子,或者自己根据资料写稿。三个月后转正,再过一年做编辑,已经算高层了。

 

高渊:那几年做纸媒辛苦吗?

 

曹景行:真是要了我半条命!同事都听不懂普通话,你要么讲英文,要么讲广东话,我一边要提高英文,一边拼命学广东话。在香港媒体工作,尤其《亚洲周刊》又是美国《时代周刊》旗下的,大家必须拼实力。

 

后来做到高级编辑,很多封面文章都是我写,内容涵盖了两岸三地和国际新闻,有时候半本杂志是我编的。有一次,另外一位资深编辑受伤了,2/3的内容都是我来编。偶尔还要飞到一个地方采访,然后在回来的飞机上写一万多字,下飞机就直奔编辑部。最辛苦还是改稿子,眼睛经常充血。


怀揣5000元去香港:“第一件事是找住的地方,租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屋,很潮湿,月租金要2000元。”


高渊:现在该说说你为什么要去香港了,是因为你父亲曹聚仁先生的关系吗?

 

曹景行:人家说我是新闻世家,我自己从来没讲过,我父亲对我没要求。文革的时候,我去黄山当农民,他也觉得挺好,这样安稳。我后来考复旦大学,也没报新闻专业,而是读历史。当然,我对新闻一直蛮感兴趣的。

 

高渊:毕业后为什么去了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

 

曹景行:这是我自己找的,看起来专业跨度有点大,其实我在大学里已经把世界经济主要的课都上了。我在社科院待了6年,对我来说等于读博士。我从打杂开始,然后做研究,一年写两三篇文章,平时也不用上班,所里一个星期碰两次头。我家离社科院比较近,我平时就泡在社科院图书馆里。

 

那里有很多国外和港澳的报纸,但不是谁都能看。像我是研究美国的,才能看《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社科院的资料比很多大学都好,很多东西堆在那儿根本就没人看。

 

高渊:你是哪年去香港的?

 

曹景行:1989年,我们夫妇带着5000港币去的。第一件事是找住的地方,租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屋,很潮湿,月租金要2000元。然后就是找工作。我父亲有几个好朋友在大公报,去大公报没问题,但我想自己闯闯。

 

当时香港找工作就是看报纸广告。找中文工作看《明报》,找英文工作看《南华早报》。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报纸有几百页招聘广告。我只能找媒体职位,去大学教书根本不可能,他们不承认内地的学历。

曹景行在黄山茶林场插队

1968年,曹景行和黄山茶林场附近聂家山老乡的孩子一起

 


冷暖自知的“跨界媒体人”:“我认为恐龙全死光,最后剩下的都是猴子。”


高渊:你大前年离开清华后,主要做些什么?

 

曹景行:应该说,这几年做了不少事。比如同上海和台湾的电视机构合作,开了时政类节目《双城记》,已经播了7年。去年还去台北举办了“两岸青年论坛”,嘉宾是姚明。

 

我帮华东师大组建了“两岸关系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我是第一任所长。我还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特聘教授,基本上每年带学生出国采访,最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在香港《明报月刊》还有一个专栏,一个月一篇。每天还做十分钟新闻评论,发给各地电台播出。另外还有一些项目性质的合作,去年跑了15个国家。

曹景行与姚明在台北

 

高渊:你做纸媒的时候,收入怎么样?

 

曹景行:我进《亚洲周刊》试用的时候,每月9000元,试用结束是1万3,年底就是2万,第二年3万,第三年4万。我离开的时候,月薪差不多六七万港币。

 

高渊:凤凰的时候也是月薪制?有没有稿费?

 

曹景行:凤凰的工资相对比较低一点,一直到我离开,都还没达到在中天新闻频道时的收入水平。

 

我在香港一直是拿月薪,香港媒体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员工按篇取酬,这会出现漏洞。他们就是签个合同,约定工作内容和薪水。如果老板觉得你做得好,会涨薪水。如果不好,提前三个月跟你打个招呼,你就走人了。

 

高渊:你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现在又在玩微信,有人说你是跨界媒体人。你觉得媒体未来会怎么样?

 

曹景行:现在不管新媒体还是老媒体,大家都很难,都在摸索中。我在《亚洲周刊》的时候,作者稿费是一个字一块钱,高的时候是一块五。当然,像美食家蔡澜这种是例外,他可以一个字5块。而现在呢,平均一个字5毛。

 

高渊:自媒体前景会怎么样?

 

曹景行:多数自媒体没有稳定的盈利模式,还是靠卖东西。很多微信公众号说接一个广告多少钱,其实都是假的,他们的10万+也是刷出来的。当然确实有做得好的,但为数很少。

 

高渊:什么样的媒体能活下去?

 

曹景行:我认为恐龙全死光,最后剩下的都是猴子。传统媒体一定要瘦身,要把内容变得小众一点,反应更加灵活一些。除此之外,要想不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政府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