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写《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的肖凤

2019/9/12 23:58:55

写《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的肖凤

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我如约与作家林非、肖凤(原名赵凤翔,1937年11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夫妇在他们家里相会。先同林非先生谈话,肖凤只是静静地听着,后来他们的儿子天若出来一起相见之后,这个身材高大面容英俊的小伙子腼腆地站了一会儿,为我们拍摄了几张照片,就回房间做功课去了。这时,肖凤仿佛想起了什么,去另一间书房了。过了一会儿,她拿来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之一的《冰心传》,这是她继《萧红传》《庐隐传》之后,又一部传记文学的力作。她在扉页上写道:“祖丁远先生雅正。作者肖凤赠,九二,春,北京。”并取出印章盖上朱印。


之前,我拜读过她寄赠给我的《萧红传》和《庐隐传》。两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苦命女作家,在一个同样经历苦难的女作家肖凤笔下写入传记,文字细腻、翔实,充满激情,对写作对象既有同情,又有悲哀,使人读后异常感动,也自然地洒下同情之泪。


肖凤说:“写《萧红传》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也可以说,纯粹缘于某种情感的共鸣和共苦,因为我出生后,从懂事起就长期没有见过生母。父母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异。母亲一直住在外公家里,所以母亲去台湾之前我一直未见过她。我的祖父和外公都是二十世纪初北京的官费留日学生,他们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都是北京人),便指腹为婚使父母联姻。这段婚姻的结果就是我的诞生。”


肖凤又说:“我祖父是学建筑的,当时是北京有名的工程师;外祖父是学法律的,当时是北京著名的大律师。后来我母亲从北京到天津就职(她是一名职业妇女),然后于1947年从塘沽坐船去台湾出差,后因国事变故,被迫久滞台岛。后来父亲娶了继母,我几乎被遗弃成了孤儿。我从小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上皇城根小学六年,见到同学们父母双全,我多少回梦中与母亲相见,醒来却被泪水浸湿了枕头。小学毕业,我考取了师大女附中,恰在这时,唯一和我相濡以沫的亲人老祖母却与世长辞了,我扑在祖母的床前哭啊喊啊,悲苦伤心,撕心裂胆,我想以后更是孤苦伶仃,怎么办?今后要面对父亲的冷漠,继母又不许我上中学,要我这个小女孩去‘自谋生路’……”


面对冷酷的现实,倔强的肖凤没有被继母的威逼所吓倒,她带着一床破棉被、一个破脸盆、一个破书包,带着伤痛,离开了冰冷的家,靠助学金开始了独立的住校生活。


十八岁那年,肖凤同宿舍的同学们给她过了一次欢乐的生日。肖凤说:“我从同学们对我的温暖,体会到人生有冷也有暖,有恨也有爱,失去了母爱却并不缺少友爱。”


又一个暑假到来了,肖凤还是一个人住在学校。有家的同学都回到亲人身边,只有她与书籍为伴,以其充裕的精神生活来填补贫乏的物质生活。大学四年里,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刻苦攻读,为她自已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文学基础。

 


肖凤对我说:“从那时起,开始懂得做一个人,尤其做一个女人,就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不应该把命运寄托于别人,而要靠自已辛勤诚实的劳动生活。我也就立志在文学的殿堂里诉说人生的经历,描写命运的曲折坎坷,讲述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当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肖凤,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挑选去当了播音员。这是一个很令女孩子们羡慕的职业。可是,肖凤不想靠嘴巴念别人的稿子成名,她只想有机会拿起笔来自已写作。几个月之后,她找到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总局的领导,提出要求调去北京广播学院搞教学工作。


如愿以偿后,肖凤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写作,后来一连写出三部传记文学,是她一直想写而想了二十几年后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的结果。


肖凤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的传主选择萧红,决不是偶然的。本来像她这样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文系学生,也与其他学生一样,对萧红一无所知,因为历次文化的断裂,像萧红这样一个“派不上用场”的作家,早被人们遗忘,湮没在尘埃里,而且会愈埋愈深……肖凤是偶然读到萧红的《商市街》的。这虽不是萧红的主要作品,但肖凤完全凭着女性直觉,认定自己是萧红的知音。她便去图书馆,贪婪地翻找发了黄而尘封多年的萧红作品进行研读。萧红的作品不算很多,主要的有1934年写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和抗战时期写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短篇小说集《在牛车上》《手》《后花园》等等,及她与萧军1933年联合出版的小说集《跋涉》等。这位命运坎坷、31岁便英年早逝的女作家的作品,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肖凤。


肖凤读着读着,觉得“萧红那种对爱和温暖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撞开了自己情感的闸门”。她从萧红的经历看到自己的身世之影,由萧红的祖父想到了自己的祖母;她钦佩萧红在字里行间流淌着血泪,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在短短的一生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于是,肖凤决定为萧红立传,同时也是为了“借他人杯中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肖凤很深情地说:“写《萧红传》非常投入,以眼泪伴随笔墨,很快地完成了。不久,便在《散文》杂志连载。”


同样也因为这种“心灵的对应”和这种共苦的同情,肖凤又顺利地写出了《庐隐传》。


女作家庐隐尽管有生母,但母亲并不爱她,曾两次将她弃给保姆。庐隐短短一生中写出了那么多作品,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肖凤觉得应该让后来的读者认识她。


可惜的是,庐隐这位很能写作而且勤奋的女作家,在34岁时就撒手人寰。


诚然,萧红和庐隐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过激动人心的篇章,萧红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肖凤从两位女作家的命运中,产生了心灵的感应、思想的共鸣,找到了自己抒发感情的切入点,在这两部传记文学中,她尽情控诉命运对这两位女作家的不公和戕害,说出了她多年想说的话。


肖凤真正写作是在不惑之年,虽然她在读大学后期和工作之后已经开始发表散文等作品,但她自称《萧红传》才是写作的起点,是多年写作欲望爆出的第一声。


有评论家这样说,肖凤创作的《萧红传》,“为人们了解一个长久被冷落的才女作家,起了呼风唤雨的作用”。不出所料,《萧红传》出版后掀开了“萧红热”的序幕。


写《冰心传》是另一种情况了。


肖凤多少次去拜访这位海内外著名的女作家、世纪老人,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肖凤和丈夫成了冰心家的常客、冰心老人的亲密学生和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并与冰心女儿吴青教授也成了朋友,一直有来往。


    冰心老人经历了幸运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出洋留学后念念不忘祖国,她通过文学,把爱倾注给祖国,倾注给人类,倾注给文学,倾注给儿童……


“冰心老人一生中也遭遇过厄运,那是1957年,冰心的丈夫、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莫名其妙地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给了她和整个家庭沉重一击。冰心当时想:如果文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回到祖国来呢?”


肖凤就是这样在深入采访和了解冰心老人和冰心家庭的基础上,以最大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写作,终于写出了23万多字的《冰心传》。


一个夜晚造访林非夫妇,肖凤又与我详细谈起了一年前(1991年春)在香港会见母亲的情景。


肖凤孩提时代,生母因公出差去了台湾,接着祖国大陆解放,母亲孤身一人留居海岛。漫长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与母亲终于联系上了。经过通信、通电话后,肖凤与生母约定在香港会面。


肖凤以迫切的心情,提前几天来到“东方之珠”香港,在启德机场等候从台北飞来香港的国泰航班。她说:“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终于在12时20分,电子显示屏上打出了那班航班已经安全抵达的消息。我快步从显示屏奔到坡道的尽头,选择了一个最易被人注目的位置,然后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一面三角形小纸旗,上面写着我的乳名。这是我头天晚上亲手做的。”

 


是啊,五十年未曾见过面的母女俩,能认出来吗?在机场接人,母亲和女儿对面相逢不相识、擦肩而过怎么办?所以事先约好,互举三角小纸旗为标志。这是多么滑稽、无奈,又多么苦涩的场面啊!


肖凤继续讲述着她人生中有趣的故事:


    “在机场出口处,一个接一个的人,一拨接一拨的人流,从我的身边涌过去了。可是我要等的那个人一一那个给予我生命,却又远离我,让我苦苦思念和等待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那个人,仍然没有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装有母亲写给我的信,还有她的照片一一不仅是近照,还有我珍藏了几十年的已经发黄了的照片,但那是纸上的影像,现在我要等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时此刻,我极力保持着镇定,盈盈泪水,却还是忍不住地滚落下来……


“正当我濒临绝望的时候,我直盯着的那扇门微微地开启,从里面缓缓地走出来一位身穿白色旅行套装的妇女。她推着一辆行李车,慢慢地走到了坡道上端站定。然后把她右手伸向左肩背着的书包,像是要掏取什么。是一面旗子,一面写着女儿乳名的旗子,这是头天晚上她在电话里与女儿约定过的标记。


“那时,我刚看见一个小木棒的头儿从她的书包里露出来,还没有等到那面旗子展现出来,也不管那两个带着警棍的警察会不会干预我上坡道那边,我就举着我那面小旗,向着坡道的顶端奔了上去,并且生平第一次,面对着给予我生命的这个女人,高喊着我整整憋了大半生的那句世界上最亲切的词:‘妈一一妈一一’”


在香港住了五天之后,我侍奉着她老人家,回到了我们共同的故乡北京。我们全家人终于团聚了……


那个夜晚,肖凤和我所谈的,和她后来写的《香港会母记》,就像她丈夫林非写的《离别》一文中他们夫妇在北京机场送别儿子远行美国的情景一样,两篇散文抒发了女儿对母亲、父母对儿子的亲情,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本文编辑朱蕊)